陸鳳青
生于1947年，本是養尊處優的“陸家小姐”，援疆長達五十一年。本以為一輩子在新疆落根，輾轉回到家鄉上海。歷經苦難卻堅韌勇敢。
3月4日，母親在上海走了，就在羊年元宵節的前一天早晨。這一天，寧波飄下了2015年的第一場小雪。3月8日，母親的追悼會在上海龍華殯儀館舉行。這一天，上海也下了一場不大不小的雨。眼中的淚、心里的痛，空中的雨雪，交織著生命的不舍與感懷，拉扯著遙遠的歲月與記憶。
一、出生
母親生于1947年陷入內戰的特殊時期，母親的父親、我的外公陸福生是民國20年上海美豐五金機器廠的創始人。經過陸雙福、陸福生兄弟多年打拼，當時的美豐五金機器廠在行業內也是小有名氣。1956年，公私合營的大運動中，美豐五金機器廠與24家小廠及個體作坊共同合并為上海軸承滾子廠(這段歷史被記錄在《上海軸承志》中)。伴隨著公私合營，曾經家境不錯的“陸家小姐”也成為了普通群眾中的一員，只是頭上還頂著“民族資本家”的家庭成分。
1964年，未滿17歲、剛初中畢業的母親與同學一起在影院里看了一部反映新疆建設兵團的紀錄片《軍墾戰歌》，年輕的她與同學們一樣，看得熱血沸騰，又被影院外號召去建設新疆的廣播所感染，未與父母做任何商量，直接在現場報了名去新疆。從那一刻這個偶然的決定開始，再到她最終在上海的離世，她用了整整五十一年的時間才又回到曾經的出發地——上海。
二、入疆
1964年，領了一套軍裝的母親興沖沖的在照相館留影，嬌美形象的照片甚至還很長一段時間里擺在照相館的櫥窗中陳列。一列列知青的火車從上海出發，夾雜著父母的哭泣和青年的歌聲一路向西。母親被分到地處新疆奎屯高泉鎮的農七師一二四團。遠離故鄉、遠離親朋，從登上火車的那一刻起，一個個年輕的生命，從此在祖國的隴海線上，串起了鄉愁與守望。從穿上軍裝的那一刻起，一段由夢開啟的征程，在歡笑與淚水中，記錄了歲月與歷史。
颯爽英姿的軍裝記憶是短暫的，而拿起鎬頭、挑起水桶、頂著烈日下地干活就幾乎成為了兵團生活的全部，這樣的歲月一晃五年。在新疆，六十年代共有母親這樣的上海知青多達99376名。單她所在的江寧街道在一二四團的有156名上海籍知青，其中66名、33對成為了夫妻。而母親，因為母親的母親原因，沒有成為“內部消化”其中的一員。
三、結合
兒行千里母擔憂，母親的母親、我的外婆始終牽掛著遠在新疆的女兒，而那時唯一能做的就是為她找尋一個可靠的人托付終身。我的外婆家與我的奶奶家算是街坊，一家住在江寧路口，一家住在海防路口，相隔不過幾十米。此時我的父親也在新疆，在母親所在團場更西邊的伊寧，而來到新疆的“革命理由”沒有母親那么高大上，因為我爺爺曾經黃埔軍校、國民黨的身份背景，父親的遠赴新疆更像是一種發配，抑或是一種家庭救贖。對于從沒有去過的新疆，兩家的老人都是極其陌生的，而街坊的相熟、相見，讓兩個老人覺得撮合在新疆的兩邊子女成為一家應該是件好事。他們幾次希望在上海安排兩人見面相親，但是在那個通訊和交通都不發達的年代，這樣的安排始終沒有成行。
母親和父親的第一次見面，是母親回到上海探親后，帶著我奶奶給父親準備的東西，專程去了一趟伊寧。既是上海同鄉，又是鄰居街坊，還是父母牽線相親的對象，天生的親近感讓初次見面的陌生感頓然消失。就在母親幫助父親打掃宿舍、洗衣服時，當時父親單位伊犁州糧食局與對面州銀行之間發生武斗，幾顆炮彈把宿舍所在地夷為平地，父親僅有的財物隨之化為灰燼。驚慌失措、一無所有的父母兩人逃往伊寧縣糧庫、父親的同學處避難。在一群同學的鼓噪下，領了父母媒妁之言的兩個年輕生命就在幾發偶然爆炸的炮彈催促下，在很短的時間內，由渾然不知的陌生人成為了家人。有意思的是，母親到伊寧找尋父親，在伊犁州糧食局大院偶然問詢的第一個人，二十七年后竟然成為了我的岳母。
四、闖關
1969年，一個“現行反革命份子的兒子”和一個“民族資本家的女兒”就在遠離故鄉的新疆伊寧市成為了“革命夫妻”。從這一年開始，我的父母一起攜手走過了整整四十六年的婚姻旅程。從1970年至1975年的歲月里，我們兄弟三個相繼誕生。與很多普通家庭一樣，勤儉持家、相夫教子幾乎成為母親生活的全部。在那個物質匱乏、收入微薄的年代，撫養三個嗷嗷待哺的孩子也非易事，近乎偏執的節儉甚至成為她終身的一種習慣。
當我們整理家中的老照片時，發現母親的經歷就像現在的“游戲闖關”，從第一孩子出生到第三個孩子的出生；從第一個孩子的小學、中學、大學到第三個小孩的小學、中學、大學；從第一個孩子的結婚、生子再到第三個小孩的結婚、生子…母親的這個人生“闖關”從1964年只身一人進疆到1970年第一個兒子開始，再到2009年第四個孫輩的誕生，一大家子總共十二位的生命的結合與繁衍，充滿了太多的未知與偶然，卻鑄就了每一個家庭專屬的歷程。近四十年的風風雨雨，母親完成了她相夫教子、子孫滿堂的家庭理想。人生太多的環節、諸多的細節也耗盡了母親上萬個日日夜夜的歲月辛勞與奔波。不能說我們的家庭有多么的成功、美滿，但母親為所有家庭成員傾注了她能給予的全部，毫無保留直至終老。
五、出疆
也許是出于對自身命運的不甘，也許是出于對故鄉的思念，也許是出于對子女的期許，從我懂事開始，母親就經常把“回上海”掛在嘴邊。記得還是上小學的時候，有一段時間說是要打仗啦，學校里也對孩子進行防空演習，家里也開始對行李打包，做好隨時逃離的準備，后來也不了了之了。還有一次，經母親的堂姐牽線，全家都準備整體調動、搬遷至舟山的沈家門。也由于被邊緣化的父親突然被恢復政策、提升到領導崗位再次中止。
1989年的夏天，突然收到一份文件，說是上海知青可有一名年滿16歲的子女落實政策落戶上海。我的弟弟小學前都養在上海，從哪個角度講都是他回去比較合適，但他那年未滿16歲。母親唯恐政策有變，帶著一臉青春痘的我就急不可耐的登上返回上海的火車，我至今記得母親肩扛著兩個大包在擁擠的人流中快速的擠上火車，留下一臉茫然的我在后面無助的尾隨。而這一年遭遇那年學潮，本可以順利考到內地上大學的大哥，也因為內地高校對新疆招生縮編，最終遺憾的在新疆上的大學。后來才知道，其實那一年讓正逢高考的老大回上海是最合適的，因為比他高考低十來分的知青子女回滬后都被交大錄取了。人生就是這么偶然，我回到上海的道路也頗為曲折，甚至引發了親戚間的不愉快，兩年后因為身體原因，我也被一棒子“敲”回了新疆，但母親慫恿下的“出疆回內地”的主旋律隨著1995年我弟弟在張家港的落戶工作暫時告一段落。
其實到了退休前后的父母，已經對“回上海”不再抱任何期待，一方面對于新疆的生活越來越適應，另一方面也逐步接受“老來隨子”的傳統觀念。2007年父親在烏魯木齊腦梗住院，讓還撫養著一對雙胞胎的大哥苦不堪言。2008年，父母來到我輾轉多個城市后落腳的寧波。2011年，在新疆工作的大哥也被單位調回了上海總部。至此，母親曾經返回內地的愿望終告結束。三個兄弟分處長三角的江浙滬，幾乎每個周末、每個節假日，父母都能夠和至少一家子女在一起相聚、從他們來到寧波的日子算起，我們一大家子相處的時間甚至超過了前些年的總和。
六、告別
母親差不多是在2010年被診斷出患有一種名為路易體癡呆的老年病癥，從早期的生理反應較為緩慢相比，該病癥到中后期就顯現出較大的肌體機能衰退，幾乎每一年一項較為重要的功能就在逐步喪失。在尚能與我們溝通的時候，她說得最多的一句話就是：這輩子，我滿足了。起初的我們都沒有意識到，似乎完成人生任務的她，正在用超出我們預計的速度在向我們告別。不知從哪一天起，她不再能夠自主大小便；不知從哪一天起，她不再能夠獨立行走；不知從哪一天起，她不再能夠正常交流；不知從哪一天起，她就躺在床上再沒有起來……這樣無法掌控的日子，我們始終都在祈禱讓時間再慢一些，并且用力所能及的努力能夠延緩與延長母親逝去的腳步。
2014年7月至2015年3月，從寧波轉院至上海的母親在家鄉度過了她最后的一段時光。當我們兄弟三個在準備母親的追悼會時，翻閱了數千張家庭不同時期的照片，母親幾乎每一張都保持著她和藹的笑容；我們聊起數十年歲月里家庭的大事小事，母親幾乎什么時候都覺得可以笑著面對；我們談起母親對家庭的付出、貢獻時，我們不約而同說起了寬容、知足、節儉、以身作則。為表達對母親的敬意，我們兄弟三個決定自己親自主持、操持母親的追悼會。我們在靈堂噴曬了她熟悉的伊犁河谷薰衣草精油；為她寫下“鳳舞滬彊，一生辛勞終歸巢；青春芳華，相夫教子福滿堂”的挽幛；由她的老三擔任主持司儀，由她的老二、我負責介紹母親的生平，由她的老大代表家屬做致謝詞。我們兄弟三個甚至四十余年第一次置辦了統一的服裝，只為與母親這次“哀而不悲”的人生告別。這一生，您做我們的母親，我們做您的兒子都很幸福、滿足！
人生，有時是何其的短暫，也許寥寥數筆就是匆匆一生。而人生又是那么的奇妙，由太多的偶然一個個串起。有時在想，母親要是沒有看那場電影；沒有那發炮彈；沒有那次升遷；沒有那次落實政策；沒有那場腦梗；沒有那個毛病……人生，也許有太多的機會被一次偶然改寫，而每個人的人生恰恰被許多莫名其妙的偶然左右著、推動著。也許所謂的不幸，就是太多的偶然串起了一些事故；而所謂的幸運，可能就是太多的偶然串起了一些故事。我感恩，和母親一起擁有并記憶她生命中的偶然、我生命中的必然以及面對生命輪回中的釋然。
黃江偉 執筆
編輯著名營銷策劃、品牌管理專家；
浙江萬里學院、浙江工商技術職業學院等高校客座教授、寧波民營企業家協會秘書長、寧波職業經理人協會副會長、寧波營銷協會副會長、甬商高峰論壇總策劃等；
中國杰出營銷獎評委、中國品牌研究院高級研究員、中國市場學會工業品營銷研究院營銷專家委員會委員、中國商業評論特約研究員、浙商研究會等機構研究員；
《中國商業評論》、《銷售與市場》、中國管理傳播網等國內數十家財經、營銷類報刊及網站特約撰稿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