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稻葵

　　新型全球化的動力來自中國

　　“十三五”期間始料未及的挑戰是，從2018年4月份開始的中美貿易摩擦以及2020年的新冠肺炎疫情，二者在一定程度上給“十三五”規劃的執行帶來了困難，比如一些單純經濟發展的速度和收入指標增長受到阻礙。盡管如此，“十三五”的目標基本完成，主要體現在經濟效益、環境、精準脫貧等方面。

　　“十四五”期間最大的挑戰和不確定性是外部環境持續變化。新冠肺炎疫情來臨以后，使得原來以為可能需要15到20年才能發生的一些變化提前出現了，未來幾年還會持續加快，具體說來即全球范圍內的“逆全球化”浪潮很可能會在“十四五”期間有所演變，也可能會不斷高漲。由于新冠肺炎疫情影響，主要發達國家國內矛盾激化，對全球化的需求度在下降。另外新冠疫情也使得很多國家的注意力轉向了保證本國的生產體系和供應鏈完整上，他們擔心全球化會影響到自己的經濟社會安全，不可避免地在疫情過去之后會有一股產業鏈重新布局的浪潮，這會帶來對中國的沖擊。

　　“十四五”期間，世界的政治、經濟、社會格局很可能會風云激蕩地演變，對于中國經濟的影響不可小覷，之所以國家提出要加快構建“雙循環”的新格局，一個重要考慮基于此。

　　當然全球化仍然是世界的大趨勢，隨著科技的發展、通訊技術和運輸交通體系的改進，全世界的經濟活動會進一步一體化。居民有條件、有意愿到其他國家走一走、看一看，其他國家生產的產品，居民愿意嘗試，全球化是人類發展的大趨勢，也是由技術進步推動的，這是我們應該堅持的全球浩浩蕩蕩的大趨勢。

　　但當前全球化趨勢碰到了小逆流，所以“十四五”期間的全球化可能是一種新型全球化。具體來說，“十四五”期間的全球化可能是以中國為代表的新興市場國家呼吁、推動、維系的全球化，而不僅僅是由美國為首的發達國家維系推動。全球化的動力可能來自中國，而中國對經濟全球化的領導力部分是來自于中國的進口大市場。中國以進博會為平臺告訴全球，中國是大市場，你們來中國賣東西吧，中國愿意買你們的東西。同時外商來中國賣東西，自然會想到中國是生產基地，也會想到讓部分產品來到中國生產。新型全球化的趨勢是以中國巨大的消費市場吸引國外的投資者和其它生產要素，用中國開放的市場來維系和推動新型全球化。

　　“十四五”期間中國要調整好“飛行姿態”

　　在我看來，“十四五”是非常特殊的一個時期，是開啟第二個百年新征程起點的第一個五年。我認為“十四五”的戰略性總目標是調整好中國經濟發展的狀態，如果中國經濟是一架飛機，“十四五”期間要調整好飛行姿態，為第二個百年奮斗目標的實現打好基礎。“十四五”期間也是國際局勢不斷動蕩的五年，“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在今后五年很可能會加速演變，疫情之后各國都要調整，中國的任務也是調整，而不是簡單追求高增長發展速度，國家已經布局了調整的重要方向和重要維度，即構建雙循環的新發展格局。

　　“飛行姿態”相當于飛機在爬高過程中，到一定高度時要調整姿態進入到一個新的飛行姿態。中國要從過去大程度上依賴外循環、依賴國際市場、依賴國際技術，轉到相對而言內外比較平衡的新發展格局。“飛行姿態”是指把國內的發展基礎打好，要有比較穩定、比較安全、相對可控的生產體系，自己掌握核心技術，同時中國的市場需求能夠逐步釋放出來，從而不用特別依賴國外市場。

　　今后五年發展的重點，主要有以下三個方面：

　　第一，順應經濟地理的重新布局的大趨勢，推動新型城鎮化來提升百姓的收入水平。增加收入要通過三個辦法：一是人口跨地區流動，提高勞動生產率；二是新型城鎮化；三是通過精準扶貧后的鄉村振興計劃，逐步解決相對貧困問題。

　　第二，一方面要培育一部分國內市場，比如養老市場、大健康市場、廣義的教育培訓市場；另一方面在核心技術上要有一定突破，產業鏈要有完備性。

　　第三，生態環境建設、節能減排等方面打好基礎，到2030年中國的碳排放要封頂。所以今后五年要突破一些重大技術，比如很多燃油車要逐步轉為用電，上游發電的源頭也要大力發展，從過去主要燒煤逐步轉為可再生能源或核能；還有涉及民生的教育、養老等方面，減輕因孩子上學、周末補課而產生的焦慮，要解決居民的一些痛點和堵點。

　　要下功夫解決消費不足問題

　　疫情提醒了中國幾點：

　　一是要有全社會化的風險防范機制。在未來一段時間要不斷建立風險防范機制，比如各種重要的戰略物資如帳篷、醫療設備、醫療供給設備一定要在不同地區存放。疫情提醒中國要建立起這樣一個體系。

　　二是醫療體制要進一步改革，要進一步提升醫療體制的公益化水平，現在很多醫療過于追求經濟效益，就會存在問題。醫療健康方面國家投入要上升。

　　三是中國經濟要有一定的自我循環能力，疫情來臨后很多國際交往、國際貿易停頓了，因此中國要有一定的供給能力，疫情對中國供應鏈的自主性提出了要求。目前中國經濟總體上恢復得非常好，經濟活動的強度相當高了，2021年如果不發生重大意外，中國經濟會恢復得不錯，能夠達到7%以上的增長。

　　2021年的增長是建立在2020年的低基數之上，很多活動必須要恢復，很多計劃要完成。當然疫情還具有不確定性，但中國已經有了較科學的應對疫情的辦法，比如疫苗正在逐步推廣之中。

　　產品的消費基本恢復了，有些方面消費還不足，一方面是疫情影響，主要體現在旅游業消費不足上，這需要我們在“十四五”期間下功夫調整。要解決居民消費不足的問題根本上要提升居民的收入預期，沒有收入預期他們不敢消費，這是重中之重。提高居民的收入預期，要有實打實的改革辦法，最重要的是加快城鎮化，加快戶籍改革，讓外來務工人員也能買得上經濟適用房，把老家的地也能周轉起來。

　　疫情之后貧富差距拉大的問題在中國解決得相對不錯的。因為疫情之后中國很快就復工復產，各地方政府派著大巴到農村把農民工接回來，比西方國家好多了。在全球范圍內這個問題非常嚴重，目前還需要出臺一些實打實的政策，真正把一部分中低收入人群的收入提升起來，這是關鍵。通過城鎮化、通過戶籍改革、通過一些惠及百姓的政策，比如經濟適用房、長租房和醫療保障等，提高百姓的收入預期。

　　消費是根本和基礎，要放在第一位，主要是改變預期，真正讓老百姓提高收入。我不認可完全靠提供消費貸款的方式來拉動消費，消費貸款過多容易出問題。中國消費占GDP的比重與發達國家確實存在差距，“十四五”期間的發力點就是提高消費占GDP的相對比重。

　　同時我也想強調，發達國家消費占GDP70%以上的格局不見得是最合理的，可能有些太高。比如這些國家就出現了投資不足，矯枉過正走入了另一個階段。一般來講消費占比在60%-70%之間是比較合理的。中國消費占比現在是50%左右，但國家統計局統計的消費數據是40%左右，很可能是低估的。中國統計的家庭消費是靠入戶調查完成的，很多人不愿意參與入戶調查，即使參與也可能低報收入和消費。

　　（作者為清華大學中國經濟思想與實踐研究院院長）